大相国寺和开封评书

宋开罗

 

 

 

    上个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，大相国寺可算是开封城里第一等热闹的去处。那时的大相国寺不是佛教活动的场所，也没有一个僧人在里面住，相国寺那时不是寺院，而是开封市内一个集娱乐、休闲、餐饮、文化活动于一体的中心场地。

 

    那时的大相国寺没有大门，只有一个牌坊，人们可以随便出入。从马道街可以进东角门直接来到藏经楼前。西边北边更是没有院墙，四通八达，人来人往，熙熙攘攘。大相国寺是开封人最喜欢去的地方，同时也吸引了不少慕名而来的外地人。大相国寺西边是个大市场，有日用百货，也有寄卖商店，还有许多饭店。市场边有三个戏院，一个叫工人剧场，一个叫和平剧场，还有一个叫火神庙的地方也是一个剧场。开封市豫剧一团、二团，还有外地剧团就在这三个剧场演出。50多年前，有一年农历七月初七，豫剧一、二团都排演了《牛郎织女》，开封市民踊跃观看，有的为了排队买票一宿不睡。

 

    大相国寺藏经楼后面是开封市青年宫，可以开大会和演出，每天都有舞会，还有对外开放的乒乓球台。世界冠军邓亚萍的父亲邓大松上世纪50年代在开封工作，他的球技就是在青年宫练出来的，后来邓大松成了河南省男子单打冠军，才调到郑州。现在的大相国寺方丈室那里是大众俱乐部，里面每天有许多人下棋打扑克，还请外地象棋名家来这里比赛和表演。天王殿里面和前面的广场是开封市儿童乐园，有许多玩具和器械，孩子们在这里玩得十分开心。大雄宝殿60年代初期是开封市文体馆，是打乒乓球和棋类活动场所，开封市的乒乓球和棋类比赛也在这里进行。当时的大相国寺，是名副其实的开封市民和青少年文体活动中心。

 

    大相国寺还是三教九流集中的场所，里面也不乏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，他们的武术表演吸引了不少观众，其中最有名的是马华亭打弹弓和小辫儿摔跤。大门里边往西有武术大家马华亭的武场，马华亭在这里进行武术表演。马华亭先生鹤发童颜，长长的白胡须，神采奕奕，只见他拉开弓，弓弦响处，飞出一颗泥弹，把另一颗摆在玻璃杯上面的泥弹打得粉碎，玻璃杯却纹丝不动，赢得观众一片喝彩。

 

    小辫儿名叫沈少三，是回族著名跤手，他父亲就是享誉全国的北京天桥神三，即沈友三。沈少三从小得父亲真传，但上世纪40年代家生变故，遇到困难，开封东大寺的回族乡亲对他父子一家伸出援手，让他们在开封安身成家，在东大寺传授跤术。沈友三去世后，小辫儿（沈少三）在大相国寺开了个跤场，进行武术、石锁和摔跤表演，全是实打实的真功夫。后来，沈少三担任河南省摔跤、柔道总教练，成为全国摔跤界一代宗师。2006年，年已80岁高龄的沈少三荣获中国摔跤协会颁发的“杰出贡献奖”。

 

    除了这几位武术名家的固定场子外，还有一些走江湖打把式卖艺的场子。几个人敲起铜锣，吆喝几声，拉开场子就表演起拳脚功夫，表演过后就收费，或者卖膏药和跌打损伤大力丸。大相国寺也是占卜算卦的集中地，有看面相、手相、麻衣相的，有测字的、求签的、小鸟儿叨字的，还有看相带取痣的，真是五花八门。

 

    大相国寺里面的小吃更是举不胜举，经营品种和热闹程度，绝不亚于现在的小吃夜市。品种有糖糕、肉盒、煎包、鸡蛋灌饼、炒凉粉等，还有叫不出名字的小吃。大相国寺里面小贩的叫卖声和空气中飘荡的诱人的香味，总是使人流连忘返。

 

    大相国寺里的评书表演

 

    上个世纪50年代初，我在上小学。大相国寺里最吸引我这个小学生的，不是以上说的那许多好看、好玩、好吃的地方，而是到大相国寺里听说评书。我听说书入了迷，星期天或假期时往往在大相国寺里一听就是半天。大相国寺里的曲艺节目不光评书一种，还有相声、坠子、三弦、大鼓词、山东快书等许多种。各种曲艺场子几十个，里面表演的艺人不乏全国名家。如开封相声演员徐宝瑜和杨宝璋，相声大师侯宝林、刘宝瑞等同是宝字辈的相声演员，算是同辈的师兄弟。说评书的有段绍周、吴志英等人，还有一个连说带唱的说书人纪万春也很有名。

 

    当时大相国寺里较好的评书场子设在茶馆里面。前几排是茶座，观众座位前有桌子，上面放有茶杯，伙计不时给添茶续水，听书带喝茶，收费当然要高些。后面是几排长条凳子座位，光听书不喝茶，再往后面就是站客了。

 

    茶座上的客人是先付钱的，只管悠然自得地喝茶听书，坐在长条凳上的客人是听一段交一次钱。说书人说到紧要处，把惊堂木往桌上一拍，“要知后事如何——”就戛然而止，然后端起一个藤条编的小盆子，到坐在长条凳上的听众那里一个一个收钱，每段书收一分二分。说书人收过钱回到台上，把钱整理一下，装到衣兜里，接着往下讲。挤在后面的站客都是来听蹭书的，说书人也不和他们计较，所谓“有钱捧个钱场，没钱捧个人场”吧。当年我大都是在那里站着听蹭书的，偶尔身上有几分钱，也会坐在那里听几段。

 

    更多的场子是在广场中间用绳子围起一片地方，立几根木柱子，上面搭一块大布遮挡阳光，里面设有茶座，摆几排长条凳子让听众坐，也是说一段或唱一段收一次钱。听众多少就要看演员的水平了，受欢迎的演员的场子里面，观众总是挤得满满的。也有的场子稀稀拉拉没几个观众，演员表演起来也没有精神。

 

    那时我最喜欢听武侠评书，不太喜欢听坠子、大鼓书等。我非常钦佩书中那些武功高超、侠肝义胆的侠客和剑客，书中曲折的故事情节使我听得津津有味。《雍正剑侠图》、《三侠剑》等评书都曾使我入迷过，有时晚上听到十来点回家，星期天一听就是半天，为此也没少受老师和家长的批评。

 

    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初，大相国寺里的零散场子没有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建了一个曲艺厅。里面表演评书、相声等曲艺节目，观众买票进场观看。看起来很正规，但观看时总感觉味儿和以前大不相同，失去了许多吸引力。

 

    那时的曲艺艺人对艺术是很认真的。1953年的一个晚上，我跟着在省文联工作的母亲到开封市一条小街的一个院子里，开封市的几位曲艺名家在这里有一个小型的自我观摩表演活动。一共十几个人，都是在相国寺里演出的名家，他们既是演员，也是观众。他们挨个进行表演，然后互相提意见，表演认真，气氛活跃，掌声笑声充满了小院。我记得一个女演员唱了一段河南坠子《武松打虎》，接着评书演员段绍周也说了一段评书《武松打虎》，演得绘声绘色，非常精彩，我听得非常过瘾。

 

    上个世纪60年代初，我在原开封高压阀门厂工作，那时开封市曲艺名家王元伦先生在我们厂工会任职，他除了自己为职工表演外，还时常请一些曲艺名家来厂表演。一年春天，厂里组织全厂职工去龙亭公园游园，在龙亭大殿旁边，王元伦请来的评书演员吴志英说了新评书《烈火金刚》中的一段《肖飞买药》。这些曲艺演员的精彩表演丰富了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，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，也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。

 

 

    开封的曲艺，有很悠久的历史传统，宋代的曲艺集中地在开封，是中国曲艺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。宋代开封的曲艺集中地不在大相国寺，而是集中在叫瓦子的那种地方。瓦子又叫瓦市、瓦舍和瓦肆等，是开封市民进行娱乐活动的场所，瓦子里面有一家家演出曲艺的地方叫勾栏。宋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中记载了宋代开封瓦肆中曲艺的繁荣盛况，东京城里的瓦子很多，有东角楼的桑家瓦子、掖门外的州西瓦子、州桥保康门瓦子、马行街州北瓦子、朱雀门新门瓦子等。

 

    宋代开封曲艺形式种类很多。说唱类有小唱、嘌唱、杂剧等；傀儡（木偶戏）类有杖头傀儡、悬丝傀儡、药发傀儡等；杂技类有小掉刀、杂手技等；说话（评书）类有讲史、小说、说浑话、说三分（三国）、说五代史等；还有相扑、影戏、弄虫蚁、商谜、合杂班等。北宋时开封曲艺的繁荣状况可想而知。

 

    宋钦宗靖康元年（1126）年底，金朝大军攻破北宋京城开封。次年4月，金兵掠徽、钦二帝及后妃、宗室、官僚、百工数千人和大批金银财宝、珍贵图籍北撤，这几千人中就包括在瓦舍勾栏表演的杂剧、嘌唱、说书、小说、傀儡等艺人150多家。东京汴梁的说唱艺人几乎全都被迫北上，繁荣的北宋东京汴梁的曲艺活动遭到了一次浩劫。但从另一个角度看，高水平的汴梁曲艺艺术也就此传到我国东北地区。东北的曲艺包括评书现在在全国都处于领先地位，追根求源，这些曲艺形式的源头来自开封。

 

    鲁迅先生在其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说：“宋都汴，民物康阜，游乐之事甚多，市井间有杂伎艺，其中有‘说话’，执业者曰‘说话人’。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·五》尝举其目，曰小说，曰合生，曰说浑话，曰说三分，曰说五代史……说话之事，虽在说话人各运匠心，随时生发，而仍有底本以作凭依，是为‘话本’。”

 

    宋代开封的“说话”，就是现代评书的源头。宋时开封“说话”形式多样，非常繁荣，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。现代文学体裁中的小说的名称，就来自宋代说话中的一种，而说话人依据的话本，就是古代的小说形式之一。那时的“说话”（评书）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：一为小说，主要内容是传奇公案故事，情节曲折，故事性强；一为说经，演说佛经及佛经故事；一为讲史书，主要讲三国和五代史等历史故事；一为合生和说浑话，近似于现在的单口相声，用滑稽的语言，含玩讽之意。据古书记载，北宋末年，“说话”的回目及人物已有杨令公、五郎为僧、花和尚、武行者、青面兽等，可知杨家将和梁山好汉的故事那时已成为评书评说的内容。

 

    当代评书由于电视和广播的传播，已成为受众极大和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等评书表演艺术家深受全国观众喜爱，《岳飞传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杨家将》等传统经典评书被人们津津乐道。但是作为全国最古老的评书发源地开封，评书艺术的现状却不能令人满意。开封现在没有在全国叫得响的评书艺术家，没有表演场地，这是很令人遗憾的。

 

    我们回顾宋代开封曲艺及评书的繁荣盛况，回忆上个世纪50年代开封曲艺及评书的热闹情景，应该会对发展开封的曲艺及评书有所启发的。

 

（原载汴梁晚报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