弱肉强食苦竞争（经历的河洛大鼓系列之四十

说书的路越走越窄，越来越难走了。

自河洛大鼓从南阳鼓书和洛阳琴书的交融中脱颖而出，呱呱坠地以来，便是在残酷的竞争中，披荆斩棘，一路走来，开辟了一片独有的新天地。

先是说书与说书之间的竞争。新生的河洛大鼓随时都有可能被风靡全省的坠子书所蚕食，遭根深蒂固的三弦书来围剿。河洛大鼓取长补短，巧借对方之力来武装、壮大自己。把坠子书的坠胡引为我用，把三弦书的“三皇会”接管过来，成为自己的家当和优势。河洛大鼓通过打拼，终于羽翼渐丰，站稳了脚跟，与坠子、三弦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。

进而是说书与戏剧之间的竞争。曲种与曲种的竞争毕竟是同行内的“家务事儿”，就像弟兄们之间的内讧，势均力敌，谁强势也强不到哪去，毕竟还有同胞手足之情，抱团取暖，不可能自相残杀，把对方逼入绝地。但说书与戏剧之间就不同了，是大与小，高与低，强与弱的竞争，是人多势众和势单力薄的较量。

说书与戏剧，自始至终都是在磕磕碰碰中前行，两者各执己见，谁也不服气谁。戏剧仗着人多，场面大，高高在上，看不起小打小闹的说书，所以唱戏的自称“高台”，把说书的歧视为“低台”，从不放在眼里。说书的自命清高，三教九流里还是中九流，尊为说书先生哩。而唱戏呢，三教九流里归到下九流了，蔑为“戏子”，和说书先生不在一个档次呢。唱戏的嘲笑说书的撂不起啥角儿，成不了啥气候，兔子的尾巴，发不粗，长（zhǎng）不长（cháng)。说书的反唇相讥唱戏的数典忘祖，趾高气扬，别看不起说书的，刨根问底，说书的还是唱戏的老祖宗呢。

这话虽然让戏曲听起来不入耳，却不无道理。追溯历史，说书远远早于戏曲。春秋时期在宫廷中以说唱形式表演的“俳优”不说，五十年代出土的东汉“说唱俑”生动再现了当时说书的情景：左腋下夹手鼓，右手握着鼓棒前伸，屈左腿，抬右腿，做笑唱状，眉飞色舞，活脱脱的说书说到精彩处，喜

形于色的神态。大鼓书进化千余载，至今仍能找回最初的雏形，沿用下来的小书鼓一直没有舍弃。而戏剧呢，至少要晚几百年，据说出自宋初的诸宫调，而诸宫调就是说书的一种。其实好多剧种的原始模式都源自说书，只不过在说唱的基础上进一步角色化，表演化，增加人员，扩大规模而演变为今天的戏剧而已。事实上，传统戏剧的脚本绝大部分也是从说书脚本移植过来的。就我所知道的如《西厢记》《金钱记》《金镯玉环记》《双锁柜》《丁郞找父》等等，哪一个不是从说书那里借来的？就像借荆州，有借无还罢了。所以说，曲艺是戏曲的始祖，一点也不为过啊。

然而，说书资格老，戏曲年轻又能怎样？就像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，美国仅百余年，但人家发展快，强势，照样对大中华虎视眈眈，你能拿人家怎样？又像我们经常唱的书帽《猛虎学艺》：猛虎跟狸猫学艺，学成了，强大了，就不把“老师儿”放眼里了，不吃掉已经是够客气，够看面子啦。狸猫呢，只能躲在树上，绕着走，还能有啥办法？具体到说书，何尝不是？

常言说，胳膊扭不过大腿，说书的和唱戏的硬顶就像拿鸡蛋碰碾盘，只有吃的亏，没有沾的光。当然，河洛大鼓中也有高手，敢与唱戏较量的。听老辈 人说：像偃师的高廷章，在洛宁行艺时，王范村正在唱大戏，他却在底下说书，一嗓子把看戏的人都拽了过去，搅得戏都唱不成。还有宜阳说书世家冯光照的儿子冯保柱有一次到陕州赶古刹大会，竟然留下了“一人斗败三台戏”的佳话，厉不厉害？权且认为这都是真的，可是像高廷章、冯保柱的“牛人”、奇才，敢跟戏曲叫板，以弱胜强，以少胜多的高手，河洛大鼓行里能有几个？更多的情形下，说书遇见唱戏，惹不起躲得起，避其锋芒，瞅其空档。反正地方大着哩，村也多着哩，你在这里唱，我换别处说，此处不说书，自有说书处，咱井水小，不犯河水就是啦。

这都是解放前的事儿啦，新社会说书的市场更广阔，竞争也更多。电影的兴起让说书相形见绌。人家虽是幻影，不是真人演唱，却有声、有影，可看、可听，你说书呢，除了三寸不烂之舌，啥也看不到。当然，也有不少人给说书的打气，戴高帽：看电影还不胜听说书哩，影儿一晃没有了，不如说书实在。这只不过是当面一种恭维话而已，说书的自己几斤几两能不清楚？同样得给电影让步，不然年轻人都去看电影了，你要硬着头皮说书没人听，岂不难堪？所以，我们在农村说书遭遇放电影时，一般都是停下来一起观看，过后再说书。

在农村来说，不论唱戏，还是放电影，虽然热闹、红火、好看、排场，但开销大，钱花得也漂亮。剧团，庞然大物也，行动笨重，拖泥带水，换个“台口儿”麻烦累赘，远不及号称“文艺轻骑兵”的说书机动灵活。唱一场戏的代价，说书一个月也用不完。唱戏的在一个地方一般不会超过三天，电影一年下来也演不了几场。不像说书，花小钱儿，说大书，在一个地方动辄十天半月，甚至仨月俩月都有。所以说，唱戏、演电影对说书会耽误点生意，但影响不大。大路朝天，你我各走半边，车行车路，马行马路，你不犯我，我不犯你，彼此相安无事，和平共处。

西洋舶来文化的侵入，流行音乐的狂热，歌舞团的兴起，改变着人们的观念，荡涤着文化市场的方方面面，说书也不可避免。但华夏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根深蒂固，不是轻易能动摇得了的。况且这阵文化风暴只能在城市肆虐，很难波及到广大农村的说书市场。说书的虽然有明显的震感，但几乎毫发无伤。

其它的像广播电台、收录机也对说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河洛大鼓磁带《搬龙角》《拉荆芭》《老包访太康》等很是风靡一阵。电台播放的像河洛大鼓名家段界平、王小岳的节目并不多，只是偶尔能听到，可刘兰芳的评书《岳飞传》却有“万人空巷听说书”的壮观。尽管电台、磁带上面的说书一度漫延，铺天盖地，大有席卷说书市场之势，但因其自身局限性，仍无法取代真刀真枪，真人真事的“现场实播”，所以对说书的影响并不大。

当然，面对日益严峻的生存环境压力，各种形形色色艺术形式的挑战，四面八方文化市场的竞争，河洛大鼓不可能固步自封，无动于衷，来坐以待毙的。在弱肉强食，适者生存的大气候下，河洛大鼓艺人们一直在努力，不断地汲取兄弟姊妹艺术的精华来充实、完善自己，尝试探索改革、创新、发展之道，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，争得了一席之地。

我学说书时，书桌上同时摆放着河南坠子使用的简板和河洛大鼓使用的钢板（鸳鸯板）。好多老师辈儿的河洛大鼓艺人都或多或少地会唱几句坠子，来调剂一下河洛大鼓的口味儿。虽无法和专业唱坠子的媲美，倒也给听众一种清新，为之一振的感觉。尤其俺老师和郭汉、王河清老师不知跟谁学来的，有双手打双板的习惯，左手执钢板，右手拿简板，双板齐鸣，击节各不相同。其效果除了耍花样、营造气氛之外，更重要的是极大地方便了河洛大鼓与河南坠子之间的无缝对接，完美过渡。唱河洛大鼓时，左手钢板为主，右手简板为辅；插入河南坠子时，右手简板反客为主，左手钢板退居二线……一切衔接自然，浑然天成。有啥师傅，就能教成啥徒弟，这种“双枪老太婆”的手艺，被我沿袭至今，仍然积习难改哈。

在河洛大鼓中的“插花儿”，不只是唱坠子，更多的时候，还要来几句耳熟能详的河南地方戏，以达到活跃书场氛围之目的。让听众不离寸地，在书场既能听书，还能放羊拾此禾，捎带着听戏，屙屎逮虱（方言音读sǎi），一举两得，何乐而不为？一根弦子，一个唱家儿，曲剧、豫剧、越调、黄梅戏……“雨夹雪”，大杂烩，无所不能，无所不至。说书的集各种戏曲于一身，“全把戏儿”“一肩挑”“一窝儿撮”，往往能折服绝大多数的听众，引起轰动效应。尽管不是正宗、专业的戏曲，却更能吊起观众胃口、好奇心，激发更大的听书热情，收到极好的效果。

出师后自己闯荡，在和杜志京、王小伟搭班合作时期，戏曲还方兴未艾，流行歌曲已热得火爆。《十五的月亮》不只是照在家乡，照在边关，还照亮了数不清中青年歌迷的心；《妈妈的吻》，甜蜜的吻，吻遍了数不清的小山村。“星星还是那个星星，月亮还是那个月亮。”老农民也能来一首《希望的田野上》。街头巷尾皆“流行”，乡村田野尽歌声。为了撵时髦，追潮流，迎合大众，避免被流行歌曲给甩了，说书的不得不硬着头皮学几首流行歌曲来应景。每天晚上开场的前奏曲将原来的大鼓头、十八板、曲剧、豫剧等传统音乐，重新排列组合，改头换面，用坠胡演奏歌曲，以老瓶子装新酒，起了个时兴的名字——流行歌曲串串烧。这一烧，果然能吸引一大批发烧友，听得津津有味，还会摇头晃脑地跟着哼唱。

尽管流行歌曲和传统曲艺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儿，但为了能吸引俊男靓女们来听书，让“歌迷”化“书迷”，避免被他们笑话说书的是土老帽儿，我们也是豁出去了，在适当的场合里，适宜的故事情节中，适时地插入一首流行歌曲。谁言说书不歌唱，歌唱一回又何妨？此举很能引起轰动，让一些嘴上无毛，自诩时尚前沿，一向瞧不起说书，认为老得掉牙、土得掉渣的老古董河洛大鼓的年轻人，不得不放下成见，对这两个貌不起眼的说书人另眼相看哈。

记得有一年夏天，我和王小伟在黄河北岸坡头乡交背村说书，说的是《彩楼记》。书场大部分是中老年人，年轻人不多。白天转悠时，明明看到有几个姑娘洗衣服、放牛、割草啥的，说书时却不见露面。那天晚上，书说到正酣处，书场外来了两个中学生模样的姑娘，远远地站着勾肩搭背，嘻嘻哈哈，似听书非听书的，却不肯近前一步。有热心大嫂打招呼：“妞，进来嘛，这有座儿，站恁远能听见个啥。”那俩姑娘扭扭捏捏地笑着：“俺不啦，站一会儿就走。说这是啥玩艺儿，土里土气的，俺也听不进去。”

这种明显瞧不起说书的话，如果捎不到说书人耳朵也就罢了，眼不见心不乱，听不见心不烦嘛。但偏偏让我听到了，心里很不是滋味儿：哼，你嫌说书土气，俺还嫌你嫩，年轻无知呢！不想听就走，又没人拉着你，说这话叫谁听哩！心里这样想，面子上还要装得若无其事，不能让负面情绪影响到说书。人上一百，形形色色。书场上啥样人没有，啥样的话没人说？要是一言不合，动不动就跟人家吵，这书还能说得下去吗？要是鸡皮小肚肠，肚子里装不下两篓麦秸，没有一点气量，还能算个说书人吗？所以嘛，装聋作哑，一笑置之方为上策。

说书的虽然没发作，但那个热心大嫂嘴却不饶人，半似说笑，半似嗔怪：“你婆子那脚，巴结你也巴结不上！不进来听，爬那远远哩！”

黄河北到黄河南都有这种习俗，嫂子骂妹子是官骂百姓。没法骂父母，相当于骂着了自己的公婆，害怕自家男人不愿意，就骂她婆子（公婆）。也不管年龄大小，寻没寻婆家，出没出嫁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乱骂一气。反正是既伤不了君，也害不了民。

也许这个嫂子厉害，两个姑娘只是捂着嘴笑，骂不还口，有点招惹不起；也许姑娘家家的，在众目睽睽之下站也不是，溜走也不是，面子上有点不好看。索性大大方方地进了书场，坐到了那个本家嫂子的旁边，做出一副认真听说书的样子来。

对于好不容易争取到的两个青春靓丽的听众，我暗自欣喜，暗下决心，一定要想方设法凭借说书来留住她们，不为别的，为的是替说书人争回一口气，扭转她们打心底看不起说书的偏见。

怎么吸引住她们不走，继续听下去？只有投其所好，唤起她们的兴趣。不就是喜欢流行歌曲吗？那咱就来几句吧。

《彩楼记》进行到吕蒙正上京赶考，刘小姐在寒窑思念相公的情节。望着天上的一轮明月，我灵机一动，也玩起了穿越（不过那时候好像没有“穿越”这种说法），让千年前的千金小姐刘瑞莲思念丈夫的情感寄托到流行歌曲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里边了：“……我的情也真，我的爱也真……我的情不移，月亮代表我的心……”

尽管我唱的流行歌曲一点也不正宗，差四落四，缺胳膊少大腿的，且根据书情也有点牵强附会。却立即调起了两个姑娘的兴趣，惊喜得两眼放光。大概她们意想不到，说书的也能唱流行歌曲！这一下没打算走的意思了，专注认真地听到底，今晚听了，明晚继续。就这样把两个姑娘由不想听，不爱听说书成功地征服成了天天不落空的“书迷”。

熟悉了才知道，这是紧挨肩的亲姐妹两个，大的叫大妞，老二叫二妞。大家都是这样称呼的，真实的名字现在记不起来了。果然是在校中学生，放暑假了呆在家中无所事事，偶然来书场瞅一眼，这一瞅，瞅成了铁杆儿粉丝。姐妹俩不仅听说书场场不离，还主动向队长请求管说书人的饭。到底是学生，有知识，有礼貌，有修养，一句客气的“屋里请”让我们感到轻飘飘地如同驾云，有点摸不清东西南北了，十分受用。这句礼貌用语让我和小伟模仿了好长时间，终是不得精髓和要领，学得不像，却一直挂在嘴边。

姐妹俩很热情，很健谈。读过书的不仅说话有水平，而且是不折不扣的“歌迷”，流行歌曲会得太多太多。熟不忌礼，大妞直言不讳地挑我毛病：“你唱的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好多地方不对。”

我支支吾吾：“这不是抛砖引玉嘛。”

二妞说：“你这说书的，咋就唱这一首歌？俺们还想听，等了几天也没听见你唱第二首。”

我尴尬地笑笑：“就会这一首，还是叫你姐给扣毛病扣得千疮百孔。不是不唱，是不会唱啊，有头发谁还肯装秃子？要不你们多教我几首？”

大妞说：“行，俺们教给你歌，你教俺们学说书吧？”

我把胸脯拍得山响：“没问题，只要想学，义务教！”谁都明白，这不过是一句戏言而已。人家小姑娘家，正在上学，前途无量，咋会学这呢？管她哩，人家敢提，咱就敢答应，反正也当不得真，是不是？

学说书的承诺兑现没兑现，人家两个姑娘却实实在在地让我得到了好处。把《月亮走 我也走》《我们见面又分手》《再见 朋友》，《人生小站》《送情郞》，《为什么还不来》《让我再看你一眼》等十几首在当时很好听，很流行的歌谱，用心用意，工工整整地抄写在我的《艺海拾贝》塑料皮日记本的后面。字体清新、娟秀，俏丽，让人百看不厌。

分手时，两个姑娘曾半真半假地约定过，等毕业后找俺们学说书，终是一句空话。三十多年过去了，往事早成云烟。倒是塑料本上那十几首流行歌曲伴随着《艺海拾贝》，至今仍然珍存。每每展卷轻拂，心里总是荡起一阵温馨，怀念之余，隐隐有些失落感……

河洛大鼓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考验、竞争和打击：广播电视，歌舞戏曲，外来文化，流行音乐……纷纷地狂轰乱炸，围追堵截的情形下，河洛大鼓并没有被打趴下，反而东挡西杀，闯出一条血路，在狂风骤雨中站稳了脚跟，顽强地存活了下来。

顺便啰嗦几句：那个年代，说书为应对各种竞争、挑战，可以说花样百出。哪个说书的不是“五把叉[①]”、多面手、全把式？曲剧、越调、梆子、二夹弦，哪个不会来几句？流行歌曲哪个不会哼两首？但凡事有个度，这些只能作为说书的点缀、调味品，偶尔一用。说书听腻了，换换胃口，给人以新奇感，仅此而已，决不会搁下自身的河洛大鼓，而大唱特唱歌舞、戏曲。说书人不傻，放着自身不去发扬光大，去给别人凑趣，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，自己把自己丢弃，岂不是自掘坟墓？反观如今，河洛大鼓已严重变质变味儿，过度地戏剧化、歌舞化，迷失了自我，偏离轨道越滑越远，最后导致车毁人亡在所难免。更可悲的是，这些竟然博得了外行领导和所谓专家学者的认同和青睐。唉，不提了，说多了都是泪。

真正对说书造成硬伤，形成巨大冲击的，却是电视的普及。

电视出现得很早，我们初中时，下晚自习就经常偷偷地淌过畛河，跑到仓头街公社院内看满是雪花儿的电视，而且还是彩电。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普及，仅一些政府机关、企事业单位或特别富裕的家庭才能拥有，普通老百姓只能望洋兴叹。零零星星，寥寥无几的电视对说书构不成大的威胁，影响可以忽略不计。电视真正走进千家万户，成为普通家电，则是九十年代以后的事儿。

电视综合了一切优势，应有尽有，把新闻、电影、戏剧、歌舞、杂技等等，统统地装了进去，可谓包罗万象。人们足不出户，便遥知天下事。什么样的戏、歌舞看不到，什么样的说书听不到？更方便的是，坐在家里的沙发上，热炕头儿，甚至被窝里就能舒适悠闲地欣赏，何必要跑腿费事，挤在书场，伸长脖子仰着脸，傻不拉唧地听你说书？何况你又不比电视上说得好！更可气的是，电视连续剧不知怎么把说书惯用的伎俩——扣子和悬念给偷来了。剧情发展到激烈、高潮、冲突的地方骤然停住，弄得让“追剧迷”们欲罢不能，饭可以不吃，觉可以不睡，说书可以不听，电视剧不看却万万不能。你说都成电视迷了，说书还能说成不能？

电视越来越多，对说书的影响就越来越大。一个村子里的电视越多，说书场里的听家儿就越少。听家儿越少，书越不好说。因为来到书场的听众变得很不稳定，死心塌地听书的忠实书迷越来越不多了。大部分人由于受电视的诱惑而不能静下心来听书，远远地站着，似听非听，若即若离的。说书的正说得有劲儿，不知谁喊一声“《天龙八部》开始啦！”“哗——”人立即散去大半儿。听众大规模的走失，对说书人来说，就像塌去了半拉天。就像拔了气门芯儿的篮球，立即瘪了下去。又像说书人摘了骨头抽了筋，失去精神掉了魂。这书要能说好，神仙都笑了。

为了躲避电视对说书造成的困扰，不得不采取游击迂回战术。城市站不住脚了，就退回乡下。平原地带，经济发达，电视多的大村儿说书不好说，就选择偏远山区的穷村、小村，电视少的小村。可后来电视迅速漫延开来，渐渐覆盖了所有角落，河洛大鼓最后仅剩的一角领地也被占领，被慢慢地逼得无处可退，无路可走了。

说书，可以与戏曲对恃，与歌舞争雄，与电影电台平分秋色，却无力与那一小块四四方方的电视抗衡，边战边退，最后被逼到了死角。

说书唱戏及歌舞电影等各种艺术之间的竞争，实际就是文化演出市场的竞争。而市场竞争归根结底还是受众（观众或听众）之争。两军交战，勇者胜。具体到艺术交锋，则是吸引观众多者胜，寡者败。

自改革开放，河洛大鼓从各种禁锢中解放出来，看似获得了新生，放开了手足，有了“天高任鸟飞，海阔凭鱼跃”的施展机会，但机遇与挑战并存。才刚刚沐浴过阳光雨露，便遭遇了阵阵寒流。大气候，大环境一直都在朝不利于河洛大鼓的方向发展。

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，大集体生产队的解体，使河洛大鼓长期赖以生存的土壤遭到了严重的破坏，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惑和危机。但只要有人听说书，就不愁没地方说书。办法是现想的，主意是逼出来的。生产队说书此路不通，那就尝试开辟另外的路子。如前面提到的试书，私家还愿书，兑钱说书，收粮食说书等等，都或大或小，或多或少地取得了成功。实践证明，堵住了集体说官书的这一条路，反而多出来好几条路。原来生产队说书时，除了刮风下雨可以多说几场外，平时最多不超过三天，理由是群众夜里听书乏困，影响生产，会挨上级批评的。郭汉老师戏谑那个时候的说书是：“卧不稳，暖不热，说罢三天换地这儿[②]。”在一个村围窝儿不动[③]说个十天半月的非常罕见。包产到户放开了，有书随便说，时间长短没人干涉。不说（书）是没人说，可一旦开了个口子，便一发而不可收，在一个村里一坐窝儿[④]说个月儿四十是家常便饭，甚至仨月俩月也是有的。正应了常说的那句话：塞翁失马，焉知祸福？

不论是试书，还是兑钱、收粮食说书，其前提是得有听众，得拥有众多感兴趣的书迷或书粉，不乏对说书的支持者，拥护者，摇旗呐喊助威者。试想，人们对说书不感兴趣了，说书人负鼓携琴从众人面前晃过也视而不见，漠然置之了，哪个会邀请试书？就是说书人情愿白说，听家儿免费白听，又有哪个愿意坐下来听书？白听的书都没人听，掏钱的书谁还说？说书没有听家儿，兑钱说书谁给你兑？收粮食说书收谁的粮食？钱兑不成，粮食收不起，说书人如何说书？那么，听书人都哪里去了？如前所述，被可恶的电视给勾引走了，把说书人闪得形单影孤，好生凄凉！

河洛大鼓大江大海，大风大浪都经过，戏曲、流行音乐的轮番攻击和轰炸，都没能把她打趴下儿，仍然乘风破浪，一路前行。包产到户的釜底抽薪，并没有让她垮下，反而挺直了腰杆，在夹缝中求得一席生存之地，顽强地存活下来。直到电视的出现，让河洛大鼓的听众不断流失，每况愈下，逐渐走向穷途末路。

[①] 五把叉：原为戏曲行话，指生旦净末丑，五个角色都能拿得起，放得下。河洛方言中泛指搁哪哪中，什么都在行。

[②] 地这儿：新安县大山以下土语，“地方”之意，有时也指住宅。

[③] 围窝儿不动：新安方言，听音记字。“围在窝穴附近不动”之意。

[④] 坐窝儿：河洛方言，“原地不动”之意。